探宝一向是武侠小说中的重要事件（或称“母题”）。《碧血剑》就是一个好例子。在书中从未直接出场而又被金庸私下唤作主角的夏雪宜，无意中得到了一份巨大财宝的密图。夏雪宜在来自人性深处的“利”的冲动的驱使下，立志要前去寻宝。但用尽心机，全都他娘的失败了——夏雪宜在心中就是这么说的。为了找到财宝，他不惜以性命做赌注，前往人人闻名色变的五毒教秘府，盗取剧毒之药；为了得到财宝，他不惜引诱五毒教一位身份尊贵的纯洁少女，在毫无感情投入的情况下与之交合，引得该女情意大生，最后给他骗到了五毒教的镇山之宝——一把能断金削玉的金蛇剑。夏雪宜当然很快就忘了这个少女，因为他的目的不在那个少女身上。
夏雪宜一边寻宝，一边仍不忘向温家五兄弟报他的家门大仇。他淫、杀温家妻女若干人；温家对此满门奇耻大辱恨怒交加，发誓要将夏雪宜食肉寝皮。但一旦得知夏雪宜身上有重宝之图，大辱立即被贪欲压了下去。他们用自己美貌的女儿为诱饵，设计毁了夏雪宜的浑身武功。但双方都未能找到财宝。
后来是袁承志出场后碰巧找到了。袁承志将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全部献给了正在干大事业的、在彼时彼刻的袁承志心目中可以代替崇祯的新一轮天理——李自成。袁承志不是贪财之人。不过，李自成也不是个什么好玩意儿，他既是正史盛宴上的一道大菜，又是为我盛宴上的一份红烧肉：当他功成名就得了天下，便迫不及待地当了皇帝（即新一轮天理），纵容手下兵士强抢民女，到处搜刮钱财。袁承志那一堆财宝和财宝上寄存的美好希望不可避免地化为了灰烬。
充分暴露为我之私欲的极好文本是《连城诀》。为了那一大堆藏在大佛肚里的财宝，三个师兄弟可以杀死师父而夺得藏有寻宝图的《唐诗三百首》；而三个师兄弟呢，则各怀鬼胎、互相防范，生怕对方独吞密图及至终生不得安宁。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把自己的下一代也拉进这场纷争之中。不仅江湖草莽可以这么干，被正史逻辑所认可和褒扬的官僚又何曾两样？江陵府的父母官就不惜戕害自己的独生女儿也要得到宝藏……至于互相残杀、尔虞我诈，更是常事。最可悲的是，老实巴交的主角狄云——他对财宝毫无兴趣——与他的师父（三个师兄弟中的老三）最后也齐集大佛像前；虽然狄云根本未怀得宝之志，他的师父却仍要下手杀他。当狄云痛苦万状发出“您为什么要杀我”的疑问时，他的师父吃惊地然而是振振有词地从人性底部发出了连珠炮似的疑问：
你假惺惺的干甚么？这一尊黄金铸成的大佛，你难道不想独吞？我不杀你，你便杀我，那有什么稀奇？这一尊金佛，佛像肚里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你为甚么不杀我？为甚么不杀我？
（《连城诀》第十二章）
站在师父的立场，“你为甚么不杀我”这一设问也是惊心动魄的，比狄云“您为什么要杀我”还要有分量、有说服力。从为我的盛宴出发，师父不相信还有不爱财宝之人，不算大错。错误的只是傻瓜狄云。
《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说，即便是佛祖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人只要有钱，就是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走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老子的泼天富贵——毫无疑问，这当然就是钱财的超级能量了。这也是狄云的师父在金佛像前想说的话。金庸怀着鄙夷的心情，给这帮听从野史逻辑中为我的盛宴所召唤的贪财鬼安排了发疯的命运，因为大佛像表面喂了能使人发疯的毒药。这真是一大象征：极端、无限制地为我，不断地、无限制地突出主格的“我”，必然的走向就是趋于毁灭。金氏不惜让这伙人全部发疯，也是他“残忍”的一个侧面。可这仅仅是金庸的残忍吗？究竟是谁在金佛表面喂了毒？难道不正是我们自己的贪婪欲望吗？
看清了这一嘴脸，金庸写出了《鹿鼎记》。小流氓韦小宝干的所有大事中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是：他虽身为下贱却运道奇佳，将分藏在八部《四十二章经》中的寻宝图，全部找齐并拼成了一张完整的地图。这是一份世世代代也吃不完、花不光的大宝藏。但小流氓最后拥着七个老婆回到扬州后，再也没有对这份宝藏怀有异心——这主要是因为他有了年龄参差不齐的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可以满足他另一方面的贪求，即肉体的盛宴。小流氓是懂得适可而止之道的。这难道就是金庸提供的解决问题的处方？为我之私欲竟可以如此化解？
从为我的盛宴和野史逻辑的角度看，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为我之私欲是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不信吗？我们可以注意一下金庸玩的一个小花招：寻宝的秘密竟藏在《唐诗三百首》中（《连城诀》），寻宝图竟分布在八部《四十二章经》里（《鹿鼎记》）。据说，诗歌一向是厌恶铜臭的，佛经则将贪欲视作戒、灭的对象之一。这又有什么用呢？在为我的盛宴上，诗歌是铜臭的同谋，佛经也成了贪欲的载体！顺便说一句，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唐诗三百首》《四十二章经》等作为小说的道具，不只是具有推动叙事、构筑情节的诗学功能，肯定还具备着隐喻的意义——这就是金庸小说道具上沾染的伦理学功能了。
权力是为我之私欲的另一重要方面。江湖世界并不是法外世界、化外世界——一如陈平原先生所说的那样，同样充满了纷争和杀伐。《倚天屠龙记》里有一把据称是郭靖、黄蓉夫妇（《射雕英雄传》里的主人公）传下的屠龙刀，锋利无比倒在其次，关键是谁得到它，谁就可以据此号令群雄，所谓“武林至尊，倚天屠龙；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为争夺屠龙刀，武林中的大小角色都卷入了纷争。杀人、被杀、阴谋、反阴谋、叹息、狂喜、号叫……大大小小的举动此起彼伏。最后被作者隆重推出的主角张无忌获得了屠龙刀和倚天剑，刀剑互相砍杀后，刀剑齐断，此时真相大白：原来藏在剑腹中的一是武穆兵法，二是武穆功夫，是要人学好武穆艺，继承武穆志，驱除鞑虏然后复我汉家河山（因为那时正是反元复汉的严峻时刻）。在贪欲尽情表演之后，在人人都想成为武林至尊之后，等来的正是暗中摸来的戈多一般的正史逻辑……
这充分表现了金庸在叙事上的内在紧张感：他依然想用正史逻辑解决在权势方面的为我之私欲。正史文体对野史文体又打又拉的惯性也由此可见。只是这中间的荒唐是显而易见的。获得武穆兵法、武穆功夫的明教教主张无忌被他的手下朱元璋抓了起来；朱洪武没有依靠武穆遗物就获得了天下，充分证明武穆遗法的惨败，也证明正史逻辑在为我的私欲面前，输光了最后一个裤衩。
抢夺武林秘籍更是武侠小说津津乐道的常事。《九阴真经》是《射雕英雄传》中人人争夺的对象，为的是谁学了《九阴真经》，谁就可能成为天下第一高手，也便拥有号令武林的大权。号称“西毒”的欧阳锋本身就已艺业惊人，但他自问对少数几个当世高手并无绝对胜利的把握（比如对“南帝”一灯大师、“东邪”黄药师、“北丐”洪七公），所以他也要抢夺《九阴真经》。几经周折之后，他终于抓住了将秘籍默记在心的少女黄蓉。但狡猾的黄小姐只给他乱解经义。欧阳锋聪明一世，却在为我盛宴的驱使下，根本未想到其中有诈，照直练去，终于走火入魔，直至要倒立才能行走，到了最后连欧阳锋是谁也搞不清楚。黄蓉告诉他，“你只有打败欧阳锋才能成为天下第一”，于是他倒立着找欧阳锋比武去了。对权力的过分追逐，必然导致连自己是谁也弄不明白；越追逐，越可能丧失自我，越为我，也便可能越没有我。这是野史逻辑失败的兆头。
在对权力的追逐上，最值得唠叨的是岳不群。此老是华山派掌门，工于心计，却又以“君子剑”见称于武林。为了争夺武林至宝林家的“辟邪剑谱”，他不惜开革有可能妨碍自己大事的高徒、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令狐冲，不惜杀死自己的另一个徒弟以灭口，不惜用深远的阴谋骗取林家后人林平之的信任，更不惜将自己的女儿下嫁林平之……最后他终于得到了剑谱，学成了上面的功夫。但这只是最初目的。他的真正用意是想在五岳（嵩山派、华山派、恒山派、泰山派、衡山派）并派的掌门人大会上，力挫其他四派掌门成为五大门派的共同掌门人（即小说中所谓的“五岳派”）。
岳不群的真正敌手是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此公武功最高，最主张并派。岳不群为给自己争取练功时间，采用了中国古老的韬光养晦之计。在这方面，他的直接师父是汉相陈平。据《史记》记载，孝惠帝崩驾后，吕后想立吕姓后代为王，吕后问王陵，王陵说不行，问陈平，陈平连说可以可以。吕后于是提升陈平为右丞相。有人又在吕后面前数落陈平当了丞相不管事，每天只以喝酒、泡妞取乐。陈平听说后，反而干得更欢了。可等到吕后一死，陈平马上“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38〕。岳不群深得师父真传。他先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目，坚决不同意五派归一，给同侪抗暴蔑奸的假象，为自己争取到了练功的宝贵时间；却给了处在明面的大奸之人左冷禅一则以气愤，二则以欣慰——岳不群不和他争夺大位。君子剑在练成辟邪剑法后，假装迫于形势，认为邪恶的日月教势力太大，五大门派应该并派以合力抗奸，又给人以大公无私的假象。他如此玩弄左冷禅于股掌之上，恰如陈平之玩吕后，也正合老子的话：“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39〕最后，他用辟邪剑法一举打败了左冷禅成为五岳派第一任掌门。但是，金庸没有让岳不群最后成功：为练辟邪剑法，他必须要首先割掉自己的阳物。也就是说，岳掌门实际是一个不男不女、不阴不阳的怪物（《笑傲江湖》）。这也是为我的盛宴发展到极端的必然产物：过于为我，最后便是失却本根，同样是没有了“我”。与田伯光被人割掉阳具不同，岳不群是主动去势；假如说田伯光阳具被骟是因为正史逻辑功力强大，岳不群主动去势无疑显现了野史逻辑威力无比。
情形已经非常明显，小说在天然颠倒了正史逻辑也天然按照野史角度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时，观察到的不是人发疯，就是人失去自我本根，与“为我”的本意大相径庭。就岳不群砍掉尘根而言，实际上已大大违背了杨朱不以一节换天下的告诫，但你也不能不说，岳不群仍然算得上杨朱的正出弟子。问题只在于：野史世界看起来也不比正史世界更多哪怕一毫米的诗情画意。野史逻辑也照样可怕吗？
3.无父无君？
苏渊雷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综观两千年来之孔学，一变于荀卿，再变于灾异，三变于训诂，四变于心性，就中除君权思想为专制君王片面利用……宗法思想为社会保守派变本加厉外，其博大宏远之大同思想与仁爱精神，从未发扬光大，以见于政事者；而两千年来阳尊阴抑孔学之结果，反使世人养成笃旧脉从之奴性，复假封建社会以一强有力之观念基础，根据人心，牢不可破则不可讳之过失也。”〔40〕这话确实道出了正史逻辑阳奉阴违的形状。仁爱、大同等美好设想从未在正史世界中存活过，金庸却从承继中国小说传统精神的维度，创造了在野史逻辑支撑下的江湖乌托邦。
在此处的语境里，江湖乌托邦的依据是墨家规定了内涵的“义”。正史逻辑也有在它自身要求下的所谓“义”；简单地说，正史逻辑规定的义仅仅是一种写在纸上的道德理想。比如孔子有见“利”思“义”的说教〔41〕，提倡“见得思义”〔42〕，主张“义以为上”〔43〕，都不过是一种道德理想或假想。至于这种道德理想或假想究竟指称什么，确实歧义太多，难怪孔子有苏渊雷所指出的那种“悲惨”命运。
孟子则自告奋勇地从另一个特殊维度说明了孔子的未竟之言：“义，人之正路也。”〔44〕在儒家“侠士”孟轲眼中，义内在于人的心理结构：“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45〕这种在孟子看来可谓“人之正路也”的道德假想，在正史逻辑的双轮马车驱使下，在无人称真理苦口婆心的说服下，从来都只在父子、君臣这个老掉牙的框架内进行；换句话说，只有从父子、君臣的主旋律着眼，才能判断什么行为是义，什么行为是非义，什么时候的杀代表义，什么时候的杀表征不义。但孟子的教义其后也得到了苏渊雷所说的孔子遭受过的那种待遇。
野史逻辑催生出来的义，首先试图用兼爱的一极限制为我、贵生的一极。极端的为我、贵生只能产生岳不群（《笑傲江湖》）、丁春秋（《天龙八部》）和阳具有无限活力的韦小宝（《鹿鼎记》），以及听从肉体盛宴的呼唤来放纵感官、抒发色欲的采花大盗田伯光（《笑傲江湖》）……那一流人物。他们毫无顾忌地杀人、掠物、草菅人命、败人名节、淫欲享乐；而兼爱这一极则为义的内涵定下了基调，制定了行侠仗义的标准——这就是杨墨互补的精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