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禅世界是为了解决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难以避免、难以平息的冲突出现的，也是正史世界和野史世界各自内部冲突的可能性解救路径。这正是金庸的高明和深刻之处：他从难入许多正经、高贵学者和文人法眼的武侠小说这个特殊角度，有意或无意地为中国文化摸了一把脉。
1.灭火器，调解员
儒道互补也好，杨墨互补也罢，在各自的逻辑递增线路上和行动操作上，都有难以堵住的漏洞；金庸在叙事上往往试图超越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以杜绝“漏洞”，却又深陷其中无能为力：金庸叙事上的内在紧张和尴尬，是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的本有特征天然捎带出来的。作者把他笔下的人物置于广袤无边的、以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为线索的古代时空，一方面决定了金氏牌主人公的行动只能在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划定的圈子里打转，因为不可能还有其他的解救方法；另一方面，当主人公们想超越两种逻辑的规定，在作者替他们准备的自圆其说式的遁词下准备行动时，却又不免于过早虚脱，找不到坚实可凭的支点。而人生据说是必须要有一个支点的。
令狐冲就是一个好例子（《笑傲江湖》）。这个后生既特立独行、任性向侠，又视门派师恩为天道，可谓一身兼具两种逻辑。但作者并未因此让他单独在任何一个逻辑轨道上滑行，而是让两种逻辑各自的轨道分别作用于他，就既是因为中国人的人生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毕竟在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精神资源里令狐冲也逃不脱这两种逻辑的同时规范——也是因为作者找不到一个可凭的支点使令狐冲飞身逃逸。即便令狐冲后来不知所终，也一定是在正史逻辑或野史逻辑的老路上奔跑；而我们似乎也可以假定令狐冲是不知所终的：在他诛杀了名为君子、实为恶人的师父岳不群后，并没有他所坚决崇信的东西可堪支撑，他又能到哪里去呢？到爱情中去吗？而爱情作为野史逻辑的部分内涵也早如我们所说，并不能充当可靠的“信仰”。爱情同样有它不那么可信的神色。至于严家炎教授高谈阔论令狐冲身上具有“现代品格”〔1〕，大有可能只是误解。
米哈伊尔·巴赫金曾反复教导我们，一切人类行为都是对话性的；正是在对话性中，我们的见解、观念，会因为参照系的存在更能显出自身的特点。当然，我们观念中所本有的劣根性和优点一样无处藏身。儒道互补和杨墨互补作为中国传统价值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共同的语境中，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的对话也就是免不了的。它们互相驳难、斗争、争夺，对中国人、对金庸笔下各人物的统治权也就是必然的。
在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的双边关系中，既有相互容忍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当正史逻辑的王权思想承认野史逻辑处于一定限度内，以致能让老百姓都成为顺民时，则对其放任不管，所谓“与民休息”；反之，则斥之为刁民、流寇，予以强行教化、去势和血腥镇压。体现在金庸的作品中，就是掌门人、师父、门派对徒众、弟子、门人的有限度放纵。当令狐冲只是纵酒任性、与匪人结交，师父兼掌门人的岳不群是可以不去理会的，甚至还不无几分欣赏之情；当他纵酒任性、与匪人结交有违师父及本门大事（实则只是师父一人的大事）时，就不可能再被纵容。岳不群曾对令狐冲说过一句话，很值得玩味：我早就想杀了你，只不过你还暂时对我有用。这个伪君子总算说出了一句大实话。不过，令狐冲作为身兼两种逻辑之人，也是深深了解这一限度的，这也是他屡屡化险为夷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运道奇佳。
在《倚天屠龙记》中，百岁老人张三丰对徒孙张无忌何等疼爱，即便张无忌与汉人天敌、元朝王爷之女赵敏等几个女子大谈多角恋，强调禁欲主义的张三丰仍是对他疼爱有加。虽然张无忌身上既有正史逻辑的命令（比如民族大义、视师尊为天理），又兼具野史逻辑的召唤（比如对情的极度滥用），但这二者全在可以通融之列。另一徒孙宋青书就不一样了。他从为我之私欲出发，偷看峨眉派众多女徒洗澡、更衣，被代表正史逻辑的师叔发现，宋青书情急之中只好杀人灭口。为掩盖罪行，他竟然在陈友谅的威逼利诱下，决定痛叛师门，谋害太师爷。宋青书的所作所为当然可以看作野史逻辑中为我盛宴的威力所致。这种事情如果放在恶人欧阳锋、丁春秋等人身上，是根本不成问题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为我盛宴上的满汉全席，并且以此为乐。问题出在宋青书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上，也就是想毫无矛盾地把正史逻辑（牌坊）与野史逻辑（婊子）集于一身。不乏爱心的张三丰此时此刻再也不能坐视，且看这位年届一百一十岁高龄的道爷的举动吧：他“右手一挥出，啪一声响，击在宋青书胸口。宋青书脏腑震裂，立时气绝”。正史逻辑对野史逻辑的忍让、宽容绝不会到纵容的地步。它表明，当野史逻辑居然敢冒犯正史逻辑的虎须时，张道爷的“右手”绝不是吃素的。道家不是以热爱生命著称吗？张道爷让人“立时气绝”的功夫，让我们见识了道家作为正史逻辑“帮凶”的真实嘴脸〔2〕。
当然，在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构成的双边关系中，野史逻辑也不全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它也有自身的独立性：当野史逻辑承认正史逻辑处在一定限度内，以致可以让普通子民按照自己的本性过上相对平安放纵的日子时，则同意它对自己的统治，甚至同意张道爷那“啪的一声响”（当然是“啪”地“响”在别人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真龙天子出，河清海晏；反之，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起义成疯、革命上瘾当是自然之事，所谓“予与汝偕亡”。令狐冲虽然面对乃师砍向自己的宝剑痛苦异常，但他还是站在野史逻辑兼爱的盛宴一边，处决了师尊岳不群。因为彼时彼刻岳不群残杀同道、无恶不作、卑鄙无耻的行径早已露出真相，虽然还处于野史逻辑为我之私欲这一极的范围内，但岳老儿的目的，却是想以此为手段当上象征天理、王道的五岳派宗主，是想以此为基础完成正史逻辑命定的最高事业。——岳某人的夫人就曾讽刺过岳某人，大意是：我看你当了五岳派掌门后还想当皇帝呢。
金庸安排此老作法自毙，一方面固然有设法解救写作中遇到的难题（即叙事的内在紧张感）的命意，一方面倒也在无意中暴露出了两种逻辑生死搏杀之真相。宋青书不也是这样吗？他偷看峨眉女徒的玉身，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盛宴的意淫式放纵，假如代表正史逻辑的师叔仅仅是让他赔礼认错倒也罢了，然而该师叔却过于迂腐地不但想把他抓到祖师爷那里去，恐怕也有清理门户的念头吧；那么宋青书为保命而仗剑挥杀，虽说只是失手杀了师叔，难道就没有灭口的想法？有没有一点点呢？尽管师叔命丧青书之手，青书命丧师祖之手，却仍可算作“予与汝偕亡”。只不过宋家崽子的“予亡”较之师叔的“汝亡”要晚一步。他幸运地多活了几天。
两种逻辑还有可能相互走向对方。如果说正史逻辑更多的是从统治、王化的角度对人进行外在约束，野史逻辑则主要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人进行内在描述。“内在描述”是人的本性，“外在约束”只是在正史逻辑看来人应该如何才能合乎统治／社会规范；任何看似强有力的理论在人的本性（即内在描述）面前都将不堪一击。兼爱并不能限制人的为我之私，口口声声以正史大义相标榜的岳不群，仍是个为我盛宴的正出王子。因此，正史逻辑的子民走向野史逻辑是必然的。而野史逻辑的子民要想更好地、更顺当地、更便利地为我与兼爱，也有可能走向正史逻辑，趁机向正史逻辑敲诈。这就是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和“公门里边好修行”的对举。
欧阳锋争夺天下武林第一高手的名号，丁春秋在私欲推动下抢夺逍遥派掌门职位，武林中人梦寐以求地拼命抢夺能号令群雄的屠龙刀，凤天南极想在福康安弄的天下掌门人大会上夺魁……都莫不如此；这当然是为了私欲而从私欲出发的正常举动。张无忌歪打正着当上明教教主，率众抗击欺压百姓和草菅人命的元朝，郭靖身为呆鸟却隐然成为天下武林共主，率众抗击金兵、蒙古兵……也是此故；这当然是为了兼爱而从兼爱出发的真实策略。
但无论谁走向谁，并不是自己已被对方消灭，恰恰相反，自身在对方的统摄观照下更能显出本己的特征。而且，无论是正史逻辑走向野史逻辑，还是野史逻辑深入正史逻辑，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降，毋宁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辩驳：只有依靠、深入对方才能打败和瓦解对方。所谓“走向”不过一战术耳。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是儒道与杨墨的并存、互补、互渗。我们的灵魂和肉身正是这两种逻辑的天然演兵场。金庸通过武侠小说这一看似俗不可耐、难入正经严肃学者法眼的写作，给我们揭示了这一命意。
儒道和杨墨互补，并不能有效地解救金氏在写作中面临的尴尬处境和险情。在两种逻辑堪称殊死的搏斗中，最主要的搏斗以两种逻辑开出的不同内涵的“义”来体现。正史逻辑的“义”强调以有秩序有等级的人伦关系来规定恩仇，这恩仇又体现为家族中心主义、大汉中心主义，最后达到无人称的真理（或者无人称的真理始终渗透在上述两者之中）；野史逻辑的义强调以无秩序无等级的人伦关系来规范恩仇，并用兼爱来限制为我之私（贪、财、利、色）及其带来的杀伐，最后，在“天志”面前达到有人称的真理，即以主格现身的“我”。二者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金氏虽然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以野史逻辑来构架情节，展开叙述〔3〕；但我更愿意说，金氏的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价值文化的对应之处，正在于它更主要的是展现了正史逻辑，然后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才同时展示了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的互相驳斥和对话〔4〕。
令狐冲的经历颇能道出此中真意。他天性任性调皮、敢爱敢恨，尤其深得怜香惜玉的爱情大法，但他却无法调解正史逻辑对此的限制，他在太有人称的行动过程中，却时时想做一个太无人称的宾格——回到开除他的华山派、师父岳不群的华山派。他最后迫不得已诛杀师父，其痛苦的表情正好是他对两种逻辑都难以割舍的鲜明意象。在此，两种逻辑分别规定的义在同一个人身上交锋，并让同一个人在行动中必须对这两种义进行选择。金庸让令狐冲痛苦地选择了野史逻辑之“义”，但也并没有让他忘记正史逻辑的“义”：杀死了师父，却又跪地痛哭不已并久久不能释怀。
金庸在叙事上面临的问题也是令狐冲曾经面临过的处境，但他又要比令狐冲幸运一些：令狐冲痛苦，金庸却在揭示这种痛苦中把自己的创作境界提升了一个档次。对于一名想当小说大家的人，这无疑是个机会。但我们似乎也不能由此否认两种逻辑在相互冲突中存在的本有缺陷：即使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天然有着走向对方的冲动，对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并没有质的修改。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互补并不是不需要条件的。正史之“义”和野史之“义”就其自身来说是有矛盾的，这种种矛盾并不能单靠自身就能解决；正史之义和野史之义的冲突也不能单靠两种逻辑的“合力”来解决，如果能解决的话，金氏就不会让令狐冲悲痛欲绝，也不会让乔峰（即萧峰）以自杀的方式来化解冲突。
乔峰比令狐冲还要悲惨：他既不想得罪野史逻辑，又不想投正史逻辑的反对票。是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的共同力量（即二者的“合力”），将他引上了绝路。这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隐喻：两种逻辑对话、冲突的合力的极致只是死路一条，两种逻辑的互补，只在很浅的层次上可以成立。——“予与汝偕亡”倒是两者对话的真正结果。
中国小说传统精神的精义，在于正史逻辑与野史逻辑很浅层次的互补上；金庸则看出了它们的极致，看出了它们冲突中的暴力行为。这正是金庸对中国小说传统精神的一大提升。他把中国小说传统精神隐含的逻辑层次提到了极端的程度。但这是一个深渊。金庸在他写作的幽微处洞明了这一特质，一旦跨过这一台阶，孤筏重洋式地渡过了这个深渊，金庸离小说大家也就仅止一步之遥。而很多武侠小说家在类似的深渊面前一头栽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平心而论，凭他们的才力，并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此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