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得有一条活路才行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对。但金庸渡过那深渊的“孤筏”又是什么呢？金庸通过武侠小说不无犹豫的回答是：佛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毋宁说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佛禅是两种逻辑的冲突要求得到解决的一种可能方式。金庸之所以选择佛禅而不是别的东西，又是中国小说传统精神的宿命性所规定的，因为除此之外，它不可能给金庸提供什么新鲜货色。“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5〕在那可以“一苇杭之”的佛禅之外，中国文化的宝库中，还有什么刀枪剑戟可供金庸指五画六？平心而论，单单选择佛禅并不能显示金庸的高明。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6〕以来，佛禅之入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早不是新鲜花样，《红楼梦》不已是响彻云霄的极好版本吗？金庸选中佛禅，正是两种逻辑的冲突在走向暴力之后为了解决这种暴力最“无可奈何”的举动。一切思想只有为我所用才能有效，佛禅在金庸小说中的作用，与《红楼梦》相较，也是较为两样的〔7〕。
2.四大皆空
中国有句老话是这样的：少年信儒，中年修道，老年参佛（禅）。这个有趣的说法在金庸身上颇为灵验。从他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开始，经《碧血剑》而到《射雕英雄传》等早期作品，差不多是儒家的天下；中期作品如《神雕侠侣》《笑傲江湖》以降，又不免打上道家的浓厚烙印；晚近作品比如《侠客行》《天龙八部》等，就明显是佛家衣冠了——“天龙八部”本身就是个释门名号〔8〕。金庸的创作历程似乎在向我们暗示，佛家因子出现在晚近作品中（而不是在早中期的作品中），正是正史逻辑、野史逻辑在冲突达到刺刀见红的暴力阶段时寻找到的一条解脱、流放路径。少年信儒、中年修道、老年参佛云云也从一个侧面暗示：在没有更有效的外来参照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心路历程大体上要在这三家（类）学说中不断转换身份。另一个有趣说法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似乎也可为此作一参证——只不过这三个历程把墨家（侠）也拉进来了。或许将这两种说法合起来，情形将会更加完备。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金庸早期的作品并不信、并不喜欢也不需要佛。金庸的小说最早出现佛家影子的是《书剑恩仇录》，但金庸是通过小角色、因情成幻的余鱼同在寺院的经历道出了他对佛家的不恭之情。余鱼同最后看透了和尚们的虚伪，看透了佛家的虚妄，脱掉袈裟重落红尘，去完成正史逻辑需要他完成的任务。这一隐喻颇让人联想起《金瓶梅》第一回出现的，并将在后边的故事发展中充当淫欲舞台的寺庙。金庸此时肯定会认为，他的创作即使遇上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的冲突，也能从其自身之中找到自圆其说的土单方〔9〕。天道往复，疏而不漏，金庸在创作中越往深处走，便越能碰上深刻的矛盾。“孤筏”是必需的。也许，当金氏走投无路又不忍罢笔并不无宿命性地选择了佛禅时，肯定会对原先并不喜欢的释迦牟尼刮目相看，也会对自己当年过分的自信解嘲一笑吧？
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的真正冲突，体现在它们各自所导出的“义”的冲突上。更重要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义在自身内部也是相互冲突的。这两种类型的冲突双方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没有外来物作裁判的前提下，一切都不免过于随机，不免以武功高下决出胜负来判断正邪，即便有了正邪武功的假定性也难以弥合这中间的裂缝。无论是正史逻辑之义，还是野史逻辑之义，精髓都在“义者，杀也”，不同仅在于各自的杀的标准不同。令狐冲诛师，从正史逻辑看来就既有理也无理：师父是恶人，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是正史逻辑默许的座右铭，大义灭亲更是义的本来含义，杀之当然合理；但师徒犹如父子，在正史逻辑的天理面前，又是绝对不允许徒弟诛杀师父的。从野史逻辑的维度看，师要灭徒，从为我之私的一极看来，令狐冲为保命杀人没什么不对，杨子不是说过“断一胫而易一国却不为”吗？又何况一条命？但从兼爱的一极看，令狐冲杀师又是不对的。金庸的聪明在于，他让令狐冲根本就逃不出师父的手掌，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碰上为非作歹、要取他性命的昔日恩师。——实际上，只在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规定的义中打旋，就免不了要面对上述悖论。
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的义都可以集中在恩仇原型上。对正史之义而言，家族中心主义、大汉中心主义、帮派门派中心主义是恩仇的精髓，一切有违这个中心主义的都在被杀之列，杀就是义；不用说，具体的人在这里是虚设的、没有主格的。对野史之义而言，天志面前人人平等、放纵为我是恩仇的精髓，一切有违这个精髓的也在被铲扫之列，杀之则为义——丁春秋固然是恶人，但他的极端为我而杀人，岳不群是伪君子，但他为满足私欲而诛杀同道，当然有他们的道理。义的阐释权在他们自己手中。不用说，在野史逻辑那里，人是可以自立的。两家之义的结果都是以杀止杀，不但不能杜绝杀，反而使杀越来越多，恩仇也越来越有更大的波及面——胡、范、苗、田四家的百年恩怨、仇杀，只是惊心动魄的一例（《雪山飞狐》）。
佛学在金氏创作中是为化解恩仇 / 杀伐而出现的，这当然可以看作金庸为了自身需求对佛教理论的断章取义。简单地说，金庸的小说对佛学的需求仅仅是“四大皆空”和“慈航普度”的并举。佛学称道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用佛自己的话说则是：“凡所有象，皆是虚妄，若见诸想非想，即见如来。”〔10〕在“无常”“无我”的“涅槃”面前，一切都是虚妄，都是假象，只有有见于此，才能真正算得觉悟（“如来”）；能够参悟到“空”，即是无上智慧。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11〕龙树对此有过精当的阐释：“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何以故？众缘具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属众因缘，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12〕包括“自性”在内的一切都犹如“梦幻泡影”——当然，在佛眼中，连“梦幻泡影”也是没有的，只不过名叫“梦幻泡影”罢了；那么，天理、王法、道、私心、情欲、财物、王权，甚至兼爱，一句话，恩仇及由此而来的杀伐本身都是不存在之物，是假象，根本不应该放在心上。所以佛家一向将贪、嗔、痴作为毒物看待，就是说在一切皆虚妄面前，根本不必如此夸张。可酷爱吸毒，正是我们这些唤作两脚兽的人的天性。关于这一点，“四谛说”中的苦谛、集谛、灭谛、道谛等等说法，已经给尘世中人指示出觉悟的路线。由此出发，佛家才把破“人执”“我执”作为重要一环，为的是对万事万物千万不必怀有常驻之心。
恶徒裘千仞残杀无辜、卖友卖国，在洪七公的教训下，突然羞愧难当准备跳崖以求自绝之际，一灯大师救了他，并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顿时让裘千仞满头大汗，如梦方醒，遂跟随一灯大师学佛，以求觉悟（《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九回）。但“三毒”在他身上已经四处流布，要想彻底了结并断送“三毒”，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裘千仞后来在一个古庙里毒性发作，虽戴有帮其戒“毒”的铁链脚镣，仍是毒火攻心四处打杀，直弄得古庙尘土飞扬。当他打了师父一灯大师一掌后，看到师父满面慈祥时才有所觉悟。但毒性仍未彻底退去。当黄蓉等人在绝情谷与其妹裘千尺进行生死搏杀时，他时而想出手救援，时而又有所觉悟不愿相帮（《神雕侠侣》）。在金庸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支配下（或叙事中），毒性的厉害，破人执我执、参透四大皆空的难度清晰可辨。
佛说：“愚痴不善，恶邪心故，多犯诸戒及威仪法。若欲除灭，令无过患，还为比丘具沙门法，当勤修读方等经典，思第一义甚深空法，令此空慧与心相应，当知此人于念念顷一切罪垢永尽无余。”〔13〕裘千仞是否真正觉悟，我们难以断言，但金庸的命意却是昭然的：不管在正史逻辑之义和野史逻辑之义看来裘千仞如何该死，在四大皆空的法眼中，裘千仞不过是一不具实相的“假名”；也不管正史逻辑的家族中心主义和野史逻辑中为我之私欲看来，裘千仞如何应该帮其妹击退黄蓉，但在佛家大法的只眼中，一切恩仇都是虚妄的，恩仇导出的杀伐也因此不必当真。慧能偈语说：“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着。”〔14〕一切恩仇／杀伐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大汉中心主义一向是正史逻辑导出的义的主要成分，许多武侠小说名家曾以民族冲突为调味品，来提高武侠小说的品位，想使恩仇／杀伐有更深厚的心理震撼力。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5〕，也是金庸从前奉为圭臬的。但到了《天龙八部》里，情况就起了重大变化。
丐帮帮主乔峰从小受的是北宋年间以儒家为主的汉人文化教育，这使他确立了一套坚强的正史逻辑规范，大汉中心主义、“夷夏之辨”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他本人在血缘上却无可奈何地是一个与汉人为敌的契丹人。真相大白时，原先忠于他的丐帮弟子不免要杀他而后快；他为了给自己辩护，不惜杀人洗诬，但仍洗不了血脉上的契丹身份。作者通过对乔峰的描写，彻底揭露了大宋与契丹之间相互仇杀、死人无算的悲惨境况。这样，就把问题推到了正史逻辑本身：夷夏之分难道真的就等于正邪之分？按照大汉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乔峰作为契丹人，忠于自己的血统而对宋人刀斧相向不也有同样的道理吗？
正史逻辑是解决不了由自身带来的矛盾的，金庸引进的佛禅起了莫大的作用。小说中的智光大师对此曾说：“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圈子内，恐怕能开出最佳药方的，也就只有智光大师的佛偈那一类的东西了。
在以杀止杀的两种“义”眼中，萧远山、乔峰父子和慕容博、慕容复父子几十年的恩仇是绝对应该用杀伐来解决的，只不过谁更应该杀谁，两种“义”口径不一。站在正史逻辑之义的立场，萧氏父子是契丹人，正是我大汉（书中的大宋）宿敌，何况萧家父子武功高强，屡屡取我同胞性命，从大汉中心主义立场出发就当然该杀。韩愈说：“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也。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16〕一向以超脱自命的苏东坡却反驳道：“夫圣人之所为异乎墨者，以其有别焉尔。今愈之言曰‘一视而同仁’，则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兽也，而可乎？”〔17〕苏轼当然认为“不可”，这就更为萧氏父子之该死找到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理论根据。不仅如此。慕容博父子从自己的家族利益出发也该杀了萧家父子；但反过来看，萧远山父子为了自己的家族利益杀了慕容博父子，又有什么不对的呢？要知道，让老萧妻亡子离的，正是这个老慕容！
站在野史逻辑之义的立场，乔峰也绝对应该杀了慕容博，因为毕竟乔峰是条颇具兼爱色彩的好汉，他有权诛杀恶人替天行道。在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处境面前，金庸没有让他们各自拥有的义再相互冲突下去——虽然已经在小说中冲突了好几十回的篇幅，而是隆重推出了一个在寺庙里扫地的枯僧。该僧人能随手将武功盖世的萧远山、慕容博镇住，并说他们为了报仇雪恨，潜入少林偷学功夫，却因为“毒”火攻心，已经走火入门魔（《天龙八部》第四十三回）。这个隐喻的意义在于：萧远山、慕容博虽然武功盖世，但参不透四大皆空、一切都为虚妄假相的“道谛”才走火入魔，其结果也是自取灭亡——不是毒火攻心而死，就是被对方杀死。而起因皆在执著于无妄的恩仇。金氏的智慧似乎让他找到了正史逻辑和野史逻辑之义在剧烈冲突中的仲裁者。但萧远山、慕容博听从扫地枯僧的话了吗？很显然，对一个个三毒攻心、仇恨至上的两脚兽来说，在他们参透万法皆空之前，佛家说教对他们仅是对牛弹琴。事实正是如此——
萧远山咬牙切齿地道：“慕容老匹夫杀我爱妻，毁了我一生，我恨不得千刀万剐，将他斩成肉酱。”那老僧道：“你不见慕容老施主死于非命，难消心头之恨？”萧远山道：“正是。老夫三十年来，心头日思夜想，便只这一桩血海深仇。”
（《天龙八部》第四十三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