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送我一部《吴其昌文集》，是三晋出版社出的，很精美。但我对吴其昌其人，完全无知，只知他是清华研究院出来的，是王国维等四大导师的学生，当然在学问上好生了得。读他的书，就要有学问，因为他研究的是古文字和古代史，我读不下来。书好啊，我又舍不得放手。终究找到一篇《梁启超传》，还可以看看。那是吴其昌先生的绝笔，其时在1944年。吴先生四十岁，为老师写完这半部传记一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总算尽了弟子的心意。他的另一位老师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说：“其书未成，仅至戊戌政变，而子馨（吴其昌字）呕血死。伤哉！”陈先生是温厚的，但对学生的这部书也以求实的态度说话：“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传主梁启超是陈氏在清华的同事、好友，传作者是陈先生的学生，但陈先生评及此书，态度依然是客观冷静的，实事求是。于是他将当时（戊戌时期）的政治思潮稍详分析。说到后来：“偶游故宫博物院，见清德宗（即光绪帝）所阅旧书中，有《时务学堂章程》一册，上有烛烬及油污之迹，盖崇陵（光绪帝庙号）乙夜披览之余所遗留者也……”于是他有了感慨，动了感情。原来在1897年，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他与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及黄遵宪、谭嗣同等先进人物，实行新政，在全国开了一个好头。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办学堂，他们办起了“时务学堂”，请梁启超等人前去讲学。《时务学堂章程》就是那时的文件，也是他祖父的心血、成绩。所以二十年以后，陈寅恪在故宫见到这份材料，心绪难以平止。他是想到他的祖父和父亲（大诗人陈三立，当时随从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当年为社会所尽到的力量。据陈寅恪所闻于乃父，梁启超之所以到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是由于陈三立向父亲——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陈三立以为梁启超“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骋梁。先祖许之”。总之，梁启超“实由先君之特荐”。我读这一段叙说，感到陈寅恪这样伟大的史家，叙及清末史事，也难免有情感的因素。何故？因为他们家曾参与其中，成败、得失、正误、功过，都关乎史，就想分说一番。按说陈三立的见解确有相当道理。康有为虽是变法派学说的首倡者，是梁的老师，但康的偏激更甚；康写文章说道理似乎也不如梁的有力。我从《追忆梁启超》书中王照请人转致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的作者）的信里知道：“戊戌前南海已蜚声海内，实任公文章之功也。”可见梁启超文章实力在年轻时，实已超过乃师。所以当时陈三立力荐梁启超于其父，实在是有眼光的。但是，当时主持学堂业务，也不全赖梁氏一人，如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都是勇敢的、有见解的革新人物。据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载，时务学堂由梁启超讲授，已受到当地保守人物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反对，“以课本为叛逆之据”，上告于总督张之洞。“赖陈右铭中丞（陈宝箴）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这种事，陈寅恪先生一定早闻知于父辈，说及此等事，焉能不动感情？而一动感情，则自己所言，也就未必能够自持了。这是陈先生的本意。
于是我想到《追忆先师寅恪先生》（石泉、李涵）一文中所记石泉当年请陈寅恪指导关于晚清研究的事：“陈师最后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这里所指的，大约就是陈宝箴、陈三立在戊戌前后的政治活动了。1933年陈寅恪在为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册所作《审查报告》中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这话有许多学者作过种种不同解说，比如邓广铭、周一良都各有其解，也各有其理，我们不敢妄论其是非。也许，这是专指晚清时代之历史而言，带着对乃祖乃父的怀念所发的议论吧。这仅仅是我个人由陈寅恪谈及梁启超的这些话，而生的猜想，只是猜想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