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读书报》（2012年1月14日）读到周惠斌《丰子恺鲁迅同译〈苦闷的象征〉》，那书是日本理论家厨川白村的重要作品，到中国也有极大极好的影响。这是文学翻译史上一个有趣的话题，议论至今。两个译本同在1925年出版。由于鲁迅已是著名作家，怕自己的译本会影响新人的译本，所以还曾请出版社延后出版自己这本书。后来两位译者友好地相见相识，成为好友。初次相见已在1927年的上海，见面之后都很客套。丰子恺说：“早知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则说：“哪里，早知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没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会算多呢。”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近日读台静农先生的《酒旗风暖》散文集（青鸟出版社，2011年5月）我很爱读台先生的散文，它真切朴素，而所述又常是后来的作家所不曾经历的事件，所以也可以当作史料来看。书里有《忆常维钧与北大歌谣研究会》一篇，就说到上面提到的译事。台先生是这样写的：“鲁迅先生准备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告诉维钧，他说丰子恺已在翻译了，上海时报每天登出一段。他拿来给鲁迅先生看了三次，说不用看了，仍然翻译。其中有关于法国莫泊桑的小说《项链》及波特来尔的诗，与比利时望莱培格的法文诗，都由维钧为之译出。”从这里可以看到，丰子恺之译，在鲁迅之前。但是，鲁迅说的“早知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这完全是客套话，是由丰子恺的客套话而引出的。但是，译本可以有多种，那才是鲁迅的客观见解。这种见解也不止一次提出。
再说这位常维钧，他是法文系的学生。怎么与鲁迅有这样多的联系呢？说来也有趣。他是当时北大歌谣研究会的主力会员，后来在民俗研究方面有成就。在五四时，鲁迅写出《狂人日记》。常维钧读后很受震撼，后来又知这位小说作者周树人在北大开《中国小说史略》的课程。小说在中国文人眼里，本来就无足轻重，当然也就没有人想到为此种文体去写什么“史”。现在，出来了，而且作为大学的一种课程出现，这不但使人震撼，而使一位敏感的青年震动。于是常维钧就一直去听这门课。不但听课，当时这讲义是油印的，上课时才发给学生。法文系的常维钧就一直自觉担任刻蜡版和油印的任务，上课时带到课堂上发给同学。他追随鲁迅几年。台先生说：“他是为崇敬鲁迅而倾心投效来的。”“鲁迅先生在北大教授四年，同学中确信没有第二人像他这样的。”这是由《苦闷的象征》两个译本同时出版，扯到了鲁迅当年的学生常维钧。读《酒旗风暖》这样的书，常会联想到此类文坛掌故，写出来，就成一则小文，可供读者闲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