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作家苏北先生作为一位读者和研究者，对汪曾祺作品人品的热爱、崇敬和执着，真是令我感动。苏北原名陈立新，北京大学法学系毕业。原籍安徽天长县。后来因为迷上汪曾祺，就访汪氏的当年脚踪。散文集《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以外，我还读过他的《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2009年）和最近新出的《忆·读汪曾祺》（2012年）。那都是读汪，赏汪，赞汪的作品集。（我对比一下，发现个别篇章是重复的）汪的作品是离不开他的故乡风物和他对故乡之思的。于是陈立新走遍高邮的山水。高邮在江苏北部，他就以“苏北”作为笔名，可见他对汪的倾慕之情。而且他有机会时，就尽可能沿汪氏的脚踪，走当年的路，游当年的景（如在昆明）。当然同时尽可能与汪氏接触，理解他的内心感情。他尽力学汪，笔下颇有汪味。他不怕下苦功。现在，还有抄书的人吗？他二十二三岁时，在一个炎热的夏季，曾把汪的《晚饭花集》抄下来，抄了四个大笔记本。为什么？说不出来。就是喜爱。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事。
汪氏去世后的这些年里，他走访汪氏的家人、老友、研究者，所得资料颇丰。我看这两书的《序》都是黄裳先生所作的同一文章。那不是应景的文章，也不只是漫谈，是真心地、动情地谈说老友汪曾祺。难得的是，《忆·读汪曾祺》一书中还有收集到的汪氏早年的文章。我倒是希望苏北能综合起来，写一本汪氏传记。当然，要小心。不能因为喜爱而走向偏执。
写到这里我想到我自己。我也有若干年沉醉于汪氏的作品，苦苦研读。1987年初，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当时我对汪氏文体很关心。文章发出没过多久，忽得汪先生大札，赞赏此文。他在信里表述了一些关于他自己小说的意见，现在看来，弥足珍贵。当然，这只是私人通信，没有公开发表，知之者也不多。我现在抄出全信，给喜读汪氏作品的读者欣赏：
国涛同志：
你的文章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是一个加拿大人杜迈克告诉我的。当天托人买了一本，看了。
谢谢你的文章，我看了之后，直觉有些害怕。一个人不被人了解，未免寂寞。被人过于了解，则是可怕的事。我宁可对人躲得稍远一些。我知道你说的是我。我是这样。可怕的是你是就我自己说过的一些论点深究的。我赖也赖不掉。我的这些论点本是散见在几篇序跋中，而且只是小声地偶语，不大会引人注意。你现在把我的全貌勾画出来了，而且发出了颇大的声音。这就麻烦了。麻烦之一，是会引起文艺官员比较认真地想一下：这汪曾祺是怎么回事？我“这回事”是他们不愿肯定的。这倒也不要紧。我既然说了那样的话，就只能不顾及官员们的感情。真觉得麻烦的，还是怕被人“甚解”。你的文章是一篇好文章。在所有评论我的文章中是最好的一篇。我的儿媳问我：“爸，这人是不是把您捉摸透了？”我说：“是的。”
这篇文章会产生一个好的影响：让那些学我的人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免得他们只是表面地模仿，“似我者死”。——我很不愿意别人“学”我。一个人的气质是学不来的。
《职业》我自己是很喜欢的。但读者多感觉不到这篇小说里的沉痛。杜迈克想翻译我的小说，我本想自荐这一篇，但这无法译为英语。
我的评论文章已结为一本《晚翠文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已看过二校，大概要到明年才能见到书。书出，当寄奉一册。
你是不是在《山西文学》工作？见李锐，望代致候。
我月底要到美国去（应聂华苓“国际写作计划”之邀）十二月中回来。
即候著安！
汪曾祺8月3日（1987年）
现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2012年的5月16日，正是汪曾祺去世十五周年，我在《文汇报》（2012年5月15日）上读到苏北先生的《汪曾祺的绝笔》。由“绝笔”问题，我想到“代表作”的问题。“绝笔”，不管文章或书画，都能给以考证。但是“代表作”的事则不然。本来，这样的事都是各有见解。但作家自己的看法无疑是重要的。我在文中说过，我以为汪氏的代表作是《职业》。他在上引的信中也提到其中的“沉痛”情感。199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矮纸集》，是陈骏涛等人编的《跨世纪文丛》中之一种。集名是汪先生用陆放翁“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之句，表现一种随意。矮纸，即短纸。编者本来约我写一《序》，后来说要统一体例，改序为《跋》。在《跋》中我说道：《文友》杂志在1994年第8期发表汪曾祺一篇短文，题名《〈职业〉自赏》。其中有云：
“一般都以为《受戒》《大淖纪事》是我的‘代表作’，似乎已有定评，但我的回答出乎一些人的意外：《职业》。
“山西的评论家兼小说家李国涛，说我最好的小说是《职业》。有位在新疆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说他每次读《职业》的结尾都要流眼泪。这使我觉得很欣慰。
“《职业》是一篇旧作，近半个世纪中，我曾经把它改写过三次，直到八十年代，又写了一次才定稿。第四稿交给《人民文学》后，刘心武说：‘为什么这样短的小说用这样大的题目？’他读了原稿，说：‘是得用这样大的题目。’”
不过此后似乎不见有人再提到这回事儿。我却觉得这与对汪曾祺小说意义的理解有点关系。斯人已去，也许有的读者和研究者，或如苏北这样的追随者还会有兴趣吧。另外，还有一事。我在那篇《代跋》里还扯到：“集名甚妙，反映出汪先生写作时的一贯心态。”我又自作聪明地说：“读到陆游诗句，我却以为还有一联似乎更能同集子的编法相应，即‘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如名为‘此身集’，倒也不错。不过陆放翁吟此句时的得意，汪先生也许不愿取吧。”
后来我收到过汪先生写的一个条幅，就写着“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从邮戳上看，是1996年7月28日由北京蒲黄榆路9号楼寄出，那是他的家，我去访问过一次，记得。但信封里面没有信，也未署寄信人姓名。看信封上的字，不像是汪氏自己写的。总之，可以说明，他对我那个“此身集”的起名，还是有些兴趣的。另外，我还收到过他的一幅画，画着牡丹，署名盖章，时间是“一九八八年新春”。不知为什么没有寄出。是他去世后，由汪朝寄出的，寄出的地址上写出“宣外福州馆前街汪朝寄”。邮戳时间是1999年5月5日，已是作家去世一年之后了。那一定是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当时他为什么没有寄出呢？不知道。
我与汪氏又见，是在《北京文学》月刊召开的研讨会上，讨论的是汪曾祺小说，李陀主持。林斤澜和陈平原、黄子平都与会。开会两天，一到吃饭时，汪、林二位挨着坐，把持着那个酒瓶。（其他客人很少饮酒）餐后还带回剩酒和随便一盘什么剩菜，说是回去再喝。他们二位同住一间客房。我那次带去一个扇面，请他写。晚上，去时，见他二人正在继续喝着，聊着。我提出请求，汪氏就放下杯子，找出笔墨，当面就写，写的是他自己的诗《过玉渊潭》，我记得最后一句是：“去年残叶太分明”。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所谓文坛佳话，这也算是吧。读了苏北的《忆·读汪曾祺》，我也忆、读起来。
《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