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进京当官以来，他就被大清朝的现状所震惊，尽管当官的锦衣玉食，黄金铺地，但却不知平民百姓的水深火热，大清朝永远都笼罩在官大于民的阴影中。
民怨不平，外夷又虎视眈眈，曾国藩仿佛提前就预示到了未来清朝的命运。
为了避免猜想中的悲剧发生，他苦心钻研儒家学说，他始终认为儒家传承几千年，定有其独特的魅力和神奇之处，无数王朝都在儒学的影响下创造了丰功伟绩。
于是，他树立起了“经世济民”的远大志向，这个词代表了极高的思想境界，是历代大智慧者、大志愿者一生的追求，这意味着要将自己的学识、精神奉献给国家，为了造福平民百姓，使国家更加富强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让国家永世太平。
曾国藩对于经世济民的态度不是靠“法治”，而是靠“人治”，就制度而言，他倾向于保留清朝政府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惯例，包括各种礼仪在内，主张朝廷“综核名实”，收录“笃实践履之士”，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官僚内部的风气。
另外他认为清朝的制度本身并无错误，而是在实际执行方面需要一些变通，在盐的专卖、河道管理和货币政策等事务的细节方面做到分毫不差，因为这密切关系到老百姓的收入和朝廷的财政，他曾在自己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他主张变通和创新，这也是他为什么鼎力支持洋务运动执行的原因。
曾国藩在选拔人才时所关心的两个方面，既注意人的道德品质，还要注意他们的组织能力。他在选用将领时特别强调候选人要具有“忠义朴诚之气质”。他宁愿要学者来当将领，要求需用之人选必须具备“血性”和“廉明”的品质，至于有没有打仗带兵的经验倒不那么重要了，他要农民出身的“纯朴”之人来当下级军官和士兵，因为他认为这种人真正值得依靠，他们深知平民百姓的艰辛，自然会尽力守护国家，守护家人。
曾国藩坚持“开放务实”的济世思想，一方面接受并推广传统礼教，一方面吸纳国外先进技术，展现了“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的特色。在与异国文化系统接触时，有排斥也有兼容，既做到了“卫道”又宣扬了“创新”。
这种经世之学博大精深，以儒家学说为主，容纳百家精华于其中。当社会动荡，朝代衰微时，经世之学就会掀动一股思想浪潮，其作用也就尽显无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外国文化和物质开始入侵中国，一些人从沿海港口假装难民登陆，私底下倒卖鸦片等毒品，还美其名曰“进口洋药”，鸦片战争掀起社会的恐慌，对百姓也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这件事是李鸿章记事以来印象最深刻的大事件，仅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国家即将面临巨大的考验和挑战，大清的政策和治理手段应该有所变通才能适应这些变化。
在遇到曾国藩之前，李鸿章也经常思考类似的问题，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更好地管理人民，时常关注时事变化，结合书本内容做出相应的应对方案，并与周围有学问者互相印证探讨。
曾国藩的出现让他欣喜若狂，他发现了一位名师，一位最有资格担任他老师的人，认识曾老对李鸿章来说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曾老对经世济民的学问有着极深的研究，每一件国家大事都被他分析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
京城南部有一座有名的古寺，名为报国寺，又被人们称为慈人寺，这里曾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栖息地。1846年前后，曾国藩患有肺病，暂居报国寺，时常约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刘传莹等人探讨“经济”的相关问题。大清朝刚刚经历了鸦片的低迷风波，曾国藩认识到了内忧外患的现实国情，迫切希望将自己的理论和本领充分发挥，济民救国，他很欣赏清朝散文家、桐城派姚鼐所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但他更是提出了经世济民的标准——“经济”一词，表示要将经世之学在社会中宣扬运用。
李鸿章拜在曾国藩门下潜心学习经世之学，这对他今后的洋务运动，出国外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为他定制了一套完美的指导方针，指引他一步步把握晚清四十年的格局，如同云淡风轻地下棋，颇有诸葛遗风，可以说经世之学是李鸿章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思想和命运的转折，奠定了他今后思想和事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