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曾府住下来，接受曾国藩的指导，李鸿章心中不但充满了感激，而且更多的是对于曾国藩发自内心的敬佩，随着日子一天天度过，这种敬佩之情愈加深厚。
虽然李文安和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进士，但在李鸿章看来，曾老的才华远超自己的父亲。这不仅体现在八股文的写作和诗文的创作，还体现在曾国藩独到的经世见解。
李文安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但知识太过依赖于书本，这一生成就注定有限，曾国藩却可以将烂熟于胸的四书五经、周礼史记等知识灵活地运用在生活、政治中，精心研究“理学”，想将儒学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他在研究学术上要求极其严苛，他坚信自己可以成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为此立下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意思很明显，曾国藩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辈子追求，倘若做不到，便是禽兽。不论同时代的人还是后人都认为这个座右铭太过严格，禽兽是什么，通俗点说就是畜生，人怎么能和畜生相提并论！做不了圣人，好好做人，做个好人也是很好的人生。
曾国藩以“经济”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儒学为人生信条，所谓“经济”，在这里并不是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意思是“经世济人”，他坚信这条道路才是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谋福的不二法门。
这些年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钻研，争取开创一条完美的经世之道，用自己的能力让大清绽放荣光，让老百姓感到幸福的温暖。
这样伟大的理想和志向不正是李鸿章从小梦寐以求的结果吗！经过长时间的熏陶，他便发现了两人共同的抱负，曾国藩对经世之学的理解深深吸引了李鸿章，这种超前的、跨越时代的思想一定能改变学术界，改变国家，改变世界。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乙丙之际”（1845～1846）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
曾国藩早就期盼这一天到来，他欣赏李鸿章的才学，两人均胸怀大志，长此以往，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
正式拜师以后，曾国藩教得更加用心，李鸿章学得更加卖力，一个愿教，一个想学，两人整日相处，探讨研究儒学义理机要，在曾国藩的帮助下，按照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
这本书把从古到清代的经、史、子、集几方面的精华都收罗在内，是一部集中了许多名篇、系统性极强的国学读本。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较大，就连如今的文学家、史学家仍然在研究，受益匪浅。
在这次校对工作中，本来就很喜欢文史的李鸿章对历史的兴趣愈加浓厚了，而且从其中领悟到了很多朝代更迭的原因，朝代衰败落寞的道理以及很多古代贤人治国安邦的方针政策，这些都让李鸿章在修养和文化上再度上了一个阶梯。
李鸿章打心眼里对这位老师是怀着崇敬而又感激的心情，这些在他给母亲写的信中就能看出。“慕曾涤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社规每月应交文三篇、诗三首。初次会读，男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从以上摘取的书信中就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李鸿章的教育并不仅限于在经世道理，还从做文章这种文人最基础的事情上对他言传身教。
后来，李鸿章对抗太平军，组建淮军，以及开展洋务运动，曾国藩对他的帮助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曾国藩逝世时，李鸿章自愿替曾国藩撰写碑文，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中流失柱，滔滔如何……一朝仙去，不复归来，为公为私，肝肠寸裂！兄本为拟文哭之，无如一字落墨，泪寄千行……”又从千里之外送来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这样的评价对曾国藩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这也是李鸿章的肺腑之言，毫无半点做作之意。
由此可见，曾国藩在李鸿章心目中的地位，虽然受到过徐子苓、胡林翼等学术界前辈的指点，但他承认的正统师承只有曾国藩一人。
而且李鸿章也没给曾国藩丢脸，曾门弟子越来越多，但成就最大的还是李鸿章，他用自己的所学为大清朝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