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栏村大街西头有个小卖部，在我记忆中是个每天放学买糖块的地方，那时一毛钱可以买十块奶糖。
现在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小卖部不管大小，统统改为超市，很多家长也不再允许孩子买糖吃。村西头这家不止与时俱进，或许经营者的头脑还要更好些。他们在自家院里搭了个戏台子，每天晚上请各地民间艺人出台表演，逐渐成为村民的活动中心。
戏台子搭在南侧，院子盖了遮风挡雨的顶棚，使得本来就不大的空间显得更小。但视觉是一回事，实际接客能力又是另一回事，戏台下的小板凳足足摆了十几排。我来得晚，坐在最后面，旁边是久未谋面的小学老师小王老师。他骑着摩托化电动车来的，车子就停在我们身后。
“克俭，你今年也三十七八了吧，长得挺年轻啊！”小王老师说。
“老师你就不用哄我了，别人都说我显老，你看我这头发……”我歪了下脑袋给他看，“倒是你，这么多年没怎么变，还是那个样子。”
我说的是真心话，小王老师身材匀称，脸庞清瘦，仍留着乌黑浓密的小分头儿，身上还是那件深蓝色修身西装。我刻意回想了下时间点，大王老师已经去世，确信这是在三十多年后，他竟然还是二十多岁的样子。
我们聊了没几句，戏就结束了，是说是唱竟然全没注意。走时总要买点东西带回去，我正好记得家里缺面，就买了两袋十斤装的，再选点老人孩子爱吃的零食和糕点。
小王老师也买了一些物品，因为他没有袋子，与我的装在同一个纤维袋里。到了他的电动车处，他又和王俊才说起了话。
我手中不知何时又出现一个纤维袋，正好将两人的物品分开，并把小王老师那份放在脚蹬处。接着是我与王俊才说话，小王老师翻看一遍我们俩的袋子，不知是记错了还是怎么回事，把两袋面粉拎出装入他的袋子。
我不好说什么，就当孝敬他了。这么多年不见，平时回来也很少看望他，要不也应该给老师买点礼物，只是这两袋面粉的价值有点低，当礼物送出去心里也不安。反正心里怪怪的，不知该怎么理解这件事。
出了小卖部，我在小卖部门前左右找我的自行车，却怎么也没找到。我摇摇头，以前我每次从这里看完节目都是骑车回家的，怎么今天就忘了呢？我想了想，确实回忆不起来我是怎么来的，看来只有坐公交车回家了。
栅栏村东西大街非常宽阔，村容村貌正在向城镇演化。街上店铺林立，车水马龙，行人如织，时尚的年轻人占据了消费主体，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往东走是回家的方向，要到街对面坐车，东边的公交站有点远，西边的近些，且离始发站更近，有座的几率更大，因此我穿过街道往西走。
西边的两个站台距离很近，左右还看不见公交车的影子，我就又往西走。经过几个摊点，来到一处报亭，报亭西边是长长的书摊，再往西就是公交站了，那里已经等了不少人。我想起手机快欠费了，本来要从报亭后走过去，又绕到前面。
从前面才看清楚，原来报亭是绿色帆布搭建的帐篷，三面合围，只留着临街的一面。临街面放着报纸、杂志，没有留任何出口，把老板圈在里面。老板是个女的，三十五岁左右，长相一般，干净利落，跟前的桌子上放着两部固定电话机。电话机显得非常老旧，和我当年在建国路租房子时用的差不多。
“老板，帮我充一百块钱！”我掏出手机递给她，才发现我的手机还是那个“诺基亚1100”。
这是我2010年左右用过的，当时的情况我还记得。凌子淘汰了一部海信手机，母亲觉得好看拿来用，我的手机正好坏掉，就用了母亲淘汰的这部诺基亚。那时它的屏幕已经刮花，按键也已不清，母亲年纪大、眼睛花，用起来确实不方便。我对手机的要求素来不高，能打电话、发短信就行，别人已经用4G的大屏，我还在用2G的入门版。要不是凌子觉得格格不入，强制给我换了红米，我不知还要落后多长时间。
以前对所谓的落后没感觉，现在拿在老板手中，跟周围的人和物一比，似乎确实有些格格不入。不过我想起已经很久不用这部手机了，它怎么会又出现在我的裤兜里呢，不知道电池续航能力如何，还能不能正常使用。
“把身份证给我，还有你的家庭状况。”老板说。
我迟疑着将身份证递给她，却对提供家庭状况的要求无法理解。只是充个值，又不是办新号，要什么身份证，查什么家庭状况，有没有搞错？我看着她不说话，表示我的抗议，也希望她能给出合理解释。
我左手边有位漂亮姑娘，二十多岁，倚在帐篷门口的支柱上，看了看我说：“你认识王克勤和邢保名吧？”
我惊疑地看向她，一个是我哥，一个是同事，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她是怎么全都认识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