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夏朝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
现在有关夏朝的史料，主要见于《史记·夏世家》和《竹书纪年》，在《尚书》《孟子》《周礼》《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亦有片段式的史料记载，后人从中可以知道大禹治水、禹受舜禅、夏启夺位、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夏桀暴政等为数不多的几件大事。
然而近现代中西方史学家却对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却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夏朝这个朝代可能根本就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
他们的理由有以下三条。
首先，到目前为止并未发现任何夏朝遗址和相关文物，无法直接证明夏朝的存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考古专家在河南偃师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址”，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都城遗址。根据测年结果，二里头遗址年代分布约为前1750年至前1500年，相当于现有史书记载的夏朝中后期，其地点也与史书记载接近。但是考古专家并未从中找到直接证明夏朝存在的器物，更没找到任何与夏朝有关的文字。
其次，商朝人似乎并不知道夏朝的存在。
既然夏朝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那么打败夏朝的商是否可以佐证夏朝的存在呢？在商朝时期已经出现了甲骨文，商朝的卜辞涉及面广，几乎记录了商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堪称为商朝的“百科全书”。但遗憾的是，从出土的十万片甲骨文中，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夏朝的记载。商汤灭夏桀的“仓皇之战”和“鸣条之战”，可以说是商朝建立的关键战役，即使如此重大的事件，商朝人的甲骨文中也并未记载。商朝关于商汤的纪录多达数百条，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一丰功伟绩。
第三，关于夏朝的纪录，最早出现在夏朝灭亡了一千年以后，使其可信度大大降低。
中国最早纪录夏朝存在的文献是《尚书》，但经考证《尚书》关于夏朝的文章其实是东周时期伪造的，而当时夏朝已经灭亡近一千年了。而与夏朝最接近的文物是西周时期遂公盨（xǔ），上面记录了大禹治水的故事，但并未提及夏朝。
不管怎么说，我们依然相信老祖宗夏朝的存在，因为历史不可能凭空编造得如此细致。
《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商朝的所有世系，而经过之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的研究，基本上跟《殷本纪》中所写商的世系能够对的上，可见司马迁所用史料还是准确的。对于夏的十四代十七任君主，《史记·夏本纪》中也有跟商朝一样详细而明确的世系，因此后世很多学者认为司马迁肯定也是借鉴了当时较为可信史料汇总而成，所以自然也是可信的。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是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故事中多次提到的夏民居住和繁衍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都城遗址，对应的是夏朝建立时间最早也是最终的都城——斟鄩。经勘测，这个遗址对应着公元前1750年至前1500年这段时期，虽然从这里未找到直接证明夏朝存在的器物和文字，但是从这里出土了大量的耒、耜、锥、锛、凿、镞等较之那个时代已经算很先进的农业工具，以及大量的铜鼎、铜爵铜铃等铜制品，难道这些东西的出现还无法说明我们在商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文明时代了吗？
笔者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无可置疑，而夏朝的存在也是事实，也许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成体系的文字来记载这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一定会找到夏朝存在的佐证。
言归正传。
商汤建立了商朝，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对于商汤灭夏，并不是所有的声音都是和谐的，此时民间也出现了一些指责商汤的言论，而且这种言论有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这种情况，商汤与仲虺策划了一起严密而且规模宏大的宣传造势活动。
第一步，仲虺命人放出风去，就说商汤驱逐夏桀之后，自己非常惭愧，心里很不安。这是一种姿态，商汤树立了一个值得同情的形象，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征服者，自己放逐夏桀是迫不得已，并非个人意愿。
第二步，就是仲虺作了《仲虺之诰》，实际上是代表群臣，代表诸侯，同时也代表舆论，来宽慰商汤，让商汤走出自责的阴影。
实际上商汤根本不需要宽慰，仲虺的目的是要正面论证商汤灭夏的正当性。之后为了转移舆论的注意力，仲虺淡化了“驱逐夏桀”这个事实，而是将重心放在“商汤作为救世主”上。之后仲虺又阐述了为政之道，目的是通过积极的、前瞻性的政治建设，引导公众积极地向前看，而不要再去纠缠已经过去的事情。
可以说，经过君臣二人的共同努力，舆论导向发生了变化，从而稳定了商汤最初的统治。
只有软的可不行，软硬兼施才是为政之道，于是商汤再接再厉，作了《汤诰》，借以告诫诸侯不要反叛。
《汤诰》的大体意思翻译如下：“各位可不能不为民众谋立功业，要努力办好你们的事情。否则，我就对你们严加惩办，到那时可不要怪罪我了。过去大禹、伯益长期奔劳在外，为民众建立了功业，民众才得以安居乐业。当时他们东面治理了长江，北而治理了济河，西面治理了黄河，南面治理了淮河，这四条重要的河道治理好了，万民才得以定居下来。后稷教导民众播种五谷，民众才知道种植各种庄稼。这三位古人都对民众有功，所以他们的后代能够建国立业。但也有相反的情况，蚩尤和他的大臣们在百姓中发动暴乱，上帝就不降福于他们，这样的事在历史上是有过的。先王的教诲，可不能不努力照办啊！你们当中如果有谁干出违背道义的事，那就不允许他回国再当诸侯，那时你们也不要怨恨我。”
这是把丑话说在前面了，如果谁再违背，那对不起，情面不讲，一码归一码。
也正是通过这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商汤的政权才得以真正稳固。
那么商汤的执政是否会一帆风顺呢？
当然不是，相传商汤在成为天子的第三年到第七年这五年间，商都亳的范围内便出现连续大旱，骄阳似火、田地龟坼、作物枯萎。
商汤心急如焚，命卜官在郊外燃烧积薪，以牛羊豕作为牺牲，祭祀天帝。
商汤虔诚地祈祷，同时引咎自责，列举六条自己可能犯的错误，哀求天帝赐福降雨，但接下来却一点效果没有，天旱如常。
大旱就这样从第三年开始一直延续了四年，眼看万物荒芜，民不聊生了，商汤实在坐不住了，于是又在桑林之地设坛，祭天求雨。
只见商汤痛哭流涕，叩拜不止，为万民祈福，但是依然不见天气变化。
此时卜官占卜后对他说，只有用活人作牺牲，天帝才肯降雨。
商汤听后坚决不肯，祈雨本是为民，怎可再去残害百姓，于是便决定由自己充任牺牲。
只见他剪去头发指甲，沐浴洁身，坐在柴堆上向上天祷告说：“我一人有罪，不能惩罚万民；万民有罪，都在我一人，勿因我一人之过，而伤害百姓性命！”
正当手下人要点燃柴火之时，之间天空阴云密布，大雨骤然而来，旱情一下解除。
万民一片欢呼，作歌颂扬商汤的德行，乐曲取名为《桑林》，后人称其为《汤乐》，后被伊尹改变成舞曲，这就是流传后世的《大濩（huò）》。
商汤解除了旱灾，之后便是改弦易张，开始变更夏的旧习，推行他的新策。
首先他修改了历法，把夏朝推行的夏历做了改动，但是改动也不大，就是把之前以寅月为岁首改为丑月为岁首。
之后商汤又改变了器物服饰的颜色，因他喜欢白色，所以从此殷商崇尚白色。
还有一项改变，那就是他取消了“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而用“帝”这个称谓作了取代，而“后”自此则变成了天子元妃的专属称谓。
在施政决策上，商汤推行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的政策，从而扩展了统治区域，就连远居黄河上游的氐人、羌人部落都来纳贡归服。
我们都知道，氐、羌这些民族发展到顶峰的时期是在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期，然而他们早就存在，相传他们都是炎帝的后裔，先有的羌族，后从其中分化出了氐族，这些民族一直生活在华夏族的周围，实际上是跟华夏族并列的民族，只是发展得不够强大，所以才会臣服于华夏文明。
商汤共在位十二年，可以说为商朝开局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上对于他活的岁数一直没有定论，如果从他执政时间来看，那他去世的时候年纪并不大。但是《史记》中也有明确记载，说他去世的时候正好百岁，按这种理论的话，他在八十八岁高龄的时候还带兵征战沙场，这确实让人不敢苟同了。
不管怎样，商朝建立始祖商汤去世了，后世可以说一边倒的对他进行了褒扬。
春秋时期宋襄公曾这样评价他的祖先：“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三国时期魏国曹植曾评价道：“殷汤伐夏，诸侯振仰，放桀鸣条，南面以王，桑林之祷，炎灾克偿，伊尹佐治，可谓贤相。”
唐太宗李世民赞扬说：“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毫，光启殷朝。”
清朝三朝老臣张廷玉曾有诗曰：“夏王厌芳醴，商汤远色声。圣人示深戒，千春垂令名。”
后世常以“尧舜禹汤”来表示上古圣王，将商汤跟尧舜禹并列，这足以看出他在后世中的地位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