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说法，其有四个方面的含义，即“在其位，谋其政”、“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中“在其位，谋其政”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最重要的原则，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深谙此道。
一次，齐宣王问孟子：“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即不能做与不做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孟子答曰：“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意思是说，要人做背着泰山以超越北海的事情，如果他回答不能做到，那是真的不能，但是让他为长者折一段树枝，他如果说不能，那就是有这个能力而不去做了。
南怀瑾先生对孟子这一比喻进行了阐释，即一个普通人当然做不到“挟泰山以超北海”，但是如果集中天下人的力量，那就另当别论了。这里孟子是暗示齐宣王，你有施行仁政的权力和能力，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只是你肯不肯做而已。正是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也。
三国时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亮身居丞相之位，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一直坚持事必躬亲，处理政务通宵达旦，极度辛劳，以致身体日渐消瘦。虽然诸葛亮乃旷世之才，可他的事必躬亲，已经超出主管政事的权限。长此以往，健康不仅受损，办事效率也会降低。这时，蜀国主簿杨颙“以家论国”，诚心劝谏诸葛亮，“处理政务有一定制度，上下不能超越权限而相互侵犯”。
杨颙是如此劝谏诸葛亮的，他说：“一家中主人负责持家，男仆负责种地，女仆负责做饭，鸡负责报晓，狗专门吠叫防盗，牛的任务是驮运货物，马专门在出远门时使用。只要职责明确，主人的需求也就可以满足了。可是突然有一天，主人要自己包揽所有家务，不再分派任务给其他人。于是，主人耗时耗力，弄得身疲力乏。究其原因，是他丢掉了当家做主的规矩。”诸葛亮听后，觉得非常有理，放权于别人，并不失为政之道理。因此他欣然采纳了杨颙的建议。
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道理，只有各司其职，才能出效率，出成绩！不在其位，可以不谋其政。相反，如果一旦身在其位，就必须善用其权，该做的，必须做到；不仅要做，还要做好。否则，于人于己，于家于国，有害而无利也。
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官员死了之后去见阎王，自称清廉，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水，不收一分钱，自认无愧于心。不料，阎王却大声训斥道：“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员辩解：“某虽无功，亦无罪。”阎罗王又言：“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
这个故事对古代庸官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种庸官的形象放在今天，就是“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的态度和形象：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政令不畅，虽然两袖清风，但却无所作为。而庸官之害恰恰在于其“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误国误民。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领导必须剔除这种庸官的逻辑。
所以古人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为官者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明君也好、清官也好，为民办实事的县长、局长也好，或者是各个企业的领导也好，既然有了一个足以施展抱负的位子，那么就应该在位子上尽心尽力，出谋划策，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最好。如果一个人在其位而善用其权，在复杂的竞争中，能适时放权，收敛自己的锋芒，本分行事与适时突破相结合，那么他就能在自己的生存圈子里游刃有余，且不会成为庸人，虚度一生。
但对于旁观者来说，虽然可以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意见和建议，但不应该在私下里议长论短，致使在职者无法开展工作。毕竟当你不十分了解一个职位的责任与权力时，是没有理由妄加指责的。与此同时，一个人担任了某个职位，就必须要不断学习，以便自己能够胜任。
人生有时候就像一出戏：如果你想在自己的位置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剧本与戏路揣摩清楚；如果你想对别人的角色有所了解，也要深入了解之后再发表意见，不要仅凭表面的猜测去指手画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