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陆蠡
柯灵
抗战中我们失去了许多朋友，陆蠡（圣泉）先生是为很多人深深悼念的一位。生平如此敦厚，如此温静，结局又是如此不可究诘，想来真是使人惆怅，有如心里受着蛀蚀，而又无从搔摸。
我认识圣泉是在抗战第二年，当时正为《文汇报》编《世纪风》，托朋友请他写稿。稿来了，附着极其谦和的信，说是写得不满意，不合适可以退还，千万不要客气。事实上那是一篇隽永而精致的文章。正如圣泉的为人，他的文字也是认真切实，一丝不苟，质朴中蕴藏丰深，而凝静如一潭寒碧。接着我去看他，彼此都没有谈什么，在我却是一次愉快的会见。
沦陷期中的上海是寂寞的，热闹场中没有我们的份，朋友陆续走向内地，留下来的屈指可数，大有“人散后，一钩凉月天如水”的情境。我们既不能相忘于江湖，就只好相吻相濡，在泥淖里打滚。圣泉不久成为我们常常走动的熟人之一，然而他似乎比谁都拘谨，偶有聚会，说话最少的照例是他。
圣泉的沉默使我想起木斋的木讷。他们在文艺工作上所走的路彼此不同，品德上却颇有共通的地方，忠诚、恳挚，而同样拙于辞令。木斋对最熟的朋友也往往相对无言，然而他静静地望着你，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你可以体察他对人充满着好意，绝不是那种高傲的缄默，森然如不可测。跟圣泉在一起，也常有这种境界，但他比较更为温煦，时或腼然，有所肆应，使人感到亲切。如果你跟他有点事务上的接触，你更可以体验到他怎样地乐于迁就，把愉快送给别人。
在文人传统中有宁静澹远的一路，圣泉正是这一类。不趋时，不阿俗，切切实实，闭户劳作，劳作所得，殷勤地献与世人。他决不“孤芳自赏”，或者“顾影自怜”。他是淳朴的，一个道地的山乡人。这点淳朴使他在品格上显得高，见得厚，也正是他终于默默地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根基。在彼时彼地，如果真有所谓高贵的东西，我愿意举出圣泉的淳朴的性格为例。
世变的剧烈使人不遑宁处，生活本身就成了大大的磨难，几年来真如唐僧取经，重重叠叠，无非是风波灾晦。当时的细情我已经记不大清了，圣泉在其间似乎曾经回故乡台州住了一阵，重来上海以后结了婚，他亲自一家一家往朋友家里跑，腼腆地邀请大家吃喜酒，似乎浑身都洋溢着幸福感。以后太平洋战争勃发，日本人进入租界，文化生活出版社被抄查，新婚不久的圣泉竟跌进了那个可怕的深渊——使人谈虎色变的日本宪兵队。出版社被抄的时候他正好相左，他有的是从容趋避的机会，可是为了负责，他自愿向捕房“投案”，而因此终于被引渡到了敌人的手里。
这可怖的运命使人无从措手，朋友们想尽方法，到处托人营救，却始终连门路都摸不着。恍惚迷离的消息，一阵一个样子，一忽儿说他押在上海，一忽儿说他移解南京。……只有一件事是真实的，我们再也看不见他了。还有一个可信的传言：他在宪兵队里承认他是爱国者。如果在清明的世界，无间敌我，爱国决不该是遭忌的理由；可是"爱国有罪"，在我们本国政府的统治下尚且如此，何况敌人？圣泉不见得连这点乖巧都没有，可是他的正直毕竟使他在苟活与成仁中选取了后一条艰难的路。这就是圣泉！
从认识圣泉到最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安静的笑容，想象狱中的圣泉，我似乎看见他也是这么静静地笑着，安详地忍受着那无比的灾难。
对于这样的一位朋友，我惭愧用这么浮浅的短文加以追念。希望我的虔心能减少草率的罪愆吧。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载《柯灵散文选》1983年
